二、信用修复等同信用惩戒终结

将信用修复等同于失信惩戒的终结，意思是说申请人的信用修复申请能产生终结信用惩戒的的法律后果。这一认识是以信用修复与信用惩戒之间为简单对应关系为基础的。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信用修复与信用惩戒具有相关性，但信用修复与信用惩戒之间又并非严格一一对应，无论是法理上还是实践中，一定存在若干不宜修复或者不应修复的情形。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而言，认清信用修复与信用惩戒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具有如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从信用惩戒转化为信用修复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的成就决定了申请人可予以申请的范围，也决定了信用修复机构应予审查的重点和方向。

另一方面，即便是信用惩戒已经修复，也不意味着信用惩戒的完全退出，而仅仅是指可供公众查询的意义上不良信用记录不再存在。但是，因失信行为所导致的不良信息仍留有痕迹，或转化为档案或转化为内部资料或尚需保留一定期限。总之，对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决策和行政执法仍有参考价值。

信用修复实践误区矫治的基本对策

一、在理念上强调市场秩序维持功能

信用修复在整体上依赖的是制度的激励功能，即激励失信主体通过积极行为纠正失信行为、恢复信用，从而重新获得进入市场领域的资格。因此，激励无疑是信用修复制度的主旋律。但是，另一个客观事实是，信用修复是信用制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与信用法律制度是种属关系，因而尽管有其自身独特指出，亦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整个信用法律制度的目标。

换言之，信用法律制度体系的整体目标构成了信用修复制度的制约性因素。按照《规划纲要》的表述，信用制度建设的整体目标即为“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改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虽然这一表述为非规范性的，但无疑是规范构建的基础。

二、在信用修复立法中引入“标准”

信用修复立法中，信用是否修复的“标准”首先是实体性的。虽然这个实体性的确认需要依赖一定的形式外观，但判断的依据是外观所承载的内容和思想，而非外观本身。虽然行为人提供了参加信用培训、志愿服务、积极履行义务等并以此提供了证据材料，但从“标准”的角度来说上述材料仍是形式性的，除非这些形式意义的材料所记载内容所证明申请人已达到信用恢复的程度。

譬如，参加信用培训的，包括培训的内容以及次数、培训内容与失信或违法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申请人接受培训后的收获等等;参加志愿服务的，包括服务的内容、次数，服务与失信行为的关联性、申请人对志愿服务的认识等等;履行行政处理决定义务的，包括履行处理决定义务的时间、有受害人的对相关受害人的赔偿或补偿处理、对违法行为的纠正(如假冒伪劣商品已销售的是否追回、未销售的是否销毁)等等。

三、在内容上应注重信用修复的限度

信用修复限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信用修复与信用惩戒的内在关联性，即正是因为惩戒才使得修复有存在的必要。而惩戒是行为人因其失信行为而受到国家所施加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如果行为人在任何情形、任何时段下均可通过信用修复重塑信用，必将使得失信成本可忽略不计。因此就必须设定一系列排除性要素，以避免上述后果的出现。

从时间要素来说，是指在不良信用记录形成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作出之后，应当经过一定期限方可实施信用修复的限制。在公开的意义上，信用修复的确能“清除”不良信用记录的效果，但不良信用记录却是公共行政组织对申请人当时信用状况真实情况的记载，这种记录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非因法定事由不得任意撤回或撤销;即便符合修复条件亦应当经过一定的时效期限，这是行政行为效力的当然要求。